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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学奴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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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两个植物生态学界的大仙  

2008-12-12 00:50:54|  分类: 其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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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年末了,各家媒体纷纷评选“十大国内新闻”“十大国际新闻”“十大科技新闻”之类,其中5月12日中国四川的大地震,是必然要上榜的,因为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会强调这一事件对政治的考验;对文化感兴趣的人会强调这一事件对文化的影响;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人会强调这一事件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嬗变;而我对科学感兴趣,在我看来,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科学界的冲击,似乎也并不亚于对中国政治、文化或国际关系的冲击。

  新语丝的Amsel网友曾经总结了中国的三大官办科学,其中一个就是地震预测。只要对地震学界有所了解,都会知道现在的主流观点要么是地震完全不可预测,要么是在可预计的将来无法预测,因此防震减灾的精力应该主要放到预防上来。然而,在政治的干涉下,地震预测在中国的地震学界却占据了畸形的比重,对地震预测的盲目乐观情绪充斥于民间社会和相当一部分科学界。在这种情绪的宣泄下,理性的分析和解释显得格外无力。

  然而,公正地说,地震预测在中国的畸形发展,并非全然因为政治的干涉,也与民众和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素质低下有关。比如说,翁文波预测地震的“可公度法”,在数学上就非常荒谬,因为一组数据是不是有周期性,不能通过直觉来确定,必须运用严格的数理统计方法来检验。数理统计其实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现在广泛应用的卡方检验、回归方程、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这些方法是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论证之上的,而要做出这些数学论证,就必须综合运用集合论、微积分、线性代数、矩阵、复变函数等多种数学工具。正是因为对这些统计方法的数学背景缺乏了解,很多人并不明白各种具体方法的应用条件和限制,更不用说还有些人压根就不知道要运用统计方法处理原始数据。这些人会对翁文波之类的大仙赞叹有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把数学模型合理地应用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其难度并不亚于数学模型本身的推导。科学研究不是数字游戏,数学建模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做出合理的模拟和预测,更重要的是要能揭示模型中每个量的现实意义所在。按照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地震的发生既然源于地下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构造运动,或者是火山运动,或者是崩塌等其他物理化学过程——那当然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这种环境改变的全貌之后,才有可能在地震预测方面有所作为(假定我们认为地震从理论上还是可预测的话)。所以,如果一个数学模型不能揭示出这些物理化学过程的来龙去脉,那它就只能是数字游戏,是大仙算命。

  当然,对于普通民众,我们不必苛求,但是对于那些对不起其职位的科学工作者,或是混迹学界的骗子,我们却不应该留什么情面。下面我就要告诉大家,不仅是地球科学界,在植物生态学界,也有类似翁文波这样的大仙,在招摇撞骗,在败坏中国植物生态学界的名誉。

 

 

  我想要揭发的两个植物生态学界的大仙,一个叫梁应权,一个叫白·图格吉扎布(汉名白捷,为求行文简便,以下用白捷称呼之)。

  先让我们看看这两个人自己提供的简历(对一些数字格式、标点符号和译名略有改动,性别为笔者所加):

  梁应权,男,汉族,1940年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1962年毕业于广西大学物理系。1983-1985年为广西公派访问学者,1985年出席《北京国际电磁场理论和技术论坛》,发表《电磁场和人体相互作用》论文。1987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物理硕士学位,1992年获密歇根州立大学化学物理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原子分子中远程相互作用的极化率分析》。1992-1994,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化学系作博士后研究。2004年,参加组建MDSMData Analysis Service LLC,担任经理。

  白·图格吉扎布,男,蒙古族,1945年生于吉林省松原市(原郭尔罗斯前旗)。1979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师从李博教授。1982年毕业,硕士论文为《锡林河流域羊草草原数量分类的探讨》。毕业后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参加《浅耕翻改良羊草草原课题组》,写出《草场演替趋势的数字预测》。1983年主持《草原退化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1985年由农业部选派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草原系进修,师从数量生态学教授CharlesBonham,1989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参加美国国防部《土地条件趋势分析》课题,任副研究员。1995年发表《卡森堡植被演替趋势分析——超球面模型应用实例》。同年,注册版权《股票市场监测器-52》。自1998年用超球面模型管理个人退休基金。2004年在美国注册公司(按:即MDSMData Analysis Service LLC),从事超球面数据分析和投资俱乐部的工作。

我想凡是严肃的生态学界人士,都会对这两个人从事中国生态学研究的资格提出怀疑。对于梁应权来说,他的专业背景和生态学丝毫不沾边。对于白捷来说,虽然他的确是生态学背景,但注册公司、从事“投资俱乐部”的经历,又说明他早已远离了生态学研究的第一线。顺便还要提到的是,这两份个人简历是附在一篇谈中国草原生态问题的文章之后的。在这种文章之后的个人简历里居然出现了“自1998年用超球面模型管理个人退休基金”这种广告宣传式的语句,也可以让人想象其科学素质和动机。

  早在2002年,《植物生态学报》就刊登了白捷的一篇题为《发展骆驼,保护草原,加固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文中说什么“从畜草平衡的角度看,‘种草养畜’的提法不科学”,“骆驼……是最适合中国西北草原(荒漠)区发展的家畜”,都是不顾科学事实、不顾经济规律的空想、臆想,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在草原生态学界颇有名气的白永飞研究员的驳斥。

  《植物生态学报》在中国的生态学类期刊中,是水平比较高的一家,近几年的CSCD影响因子一直位居所有生态学类期刊的第一位,现在正在为进入SCI而努力。这样一家刊物,却刊登出白捷的这篇对草原生态学最新进展极度无知的文章,在我看来多少是个遗憾,因为我一向认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学术刊物在刊登文章时,是应该“宁缺毋滥”的。

  不料,2008年第4期的《植物生态学报》居然又发了一篇白捷和梁应权合写的文章《植被监测及趋势分析——植被数量生态学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下简称《探讨》),这在我看来,就更遗憾了。虽然我知道杂志的主编同意刊发这篇文章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仅从我个人的见解来看,这种空谈数学方法、丝毫没有和任何具体数据相结合的文章,是不应该允许在一家还不错的生态学类期刊上发表的。

  在白捷、梁应权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他们也在加紧和国内的学界联系,推销他们的所谓“超球面模型”。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就有一位研究人员对“超球面模型”很感兴趣。这位研究人员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了二十多万元的研究经费用于武器装备体系的数学建模和分析。幸亏他后来发觉了“超球面模型”的荒谬之处,否则,二十多万来自纳税人的研究经费,恐怕就要和其他已经消耗在学术腐败上的科研经费一样,化为乌有了。

 

 

  与此同时,白捷、梁应权又来到国内某知名生态学论坛,准备直接把他们的“超球面模型”推销给国内的广大植物生态学研究人员。正是由于他们和业界人士急不可耐的接触,才最终向生态学界暴露了他们不学无术的本质,证明所谓“超球面模型”不过是和中国式地震预测一样的大师算命,毫无应用价值。

  笔者不是植物生态学专业,对于数理统计和数学建模研究不多,不能对“超球面模型”的荒谬之处做出全面的揭批,所以在此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其他对“超球面模型”持负面评价的生态学专业人士的意见,简要把这一模型的真相介绍如下:

  一,“超球面模型”在数学上可能是成立的,因为这个模型是基于作者自行定义的一个阿贝尔群,而从纯数学眼光看来,阿贝尔群的元素以及其运算法则都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只要满足阿贝尔群的要求就行了(所以白、梁二人才提出了民科式的“向量除法”的概念)。然而,构建一个新的阿贝尔群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也不是什么数学上的创新,因为这样的群可以有无数个。这就好比1954年美国生物化学家杜维尼奥(V.DuVigneaud)首次人工合成了激素催产素,而获得第二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后来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功,也算是重大成果,但意义已经逊色多了;再后来的多肽合成的意义就更小了,因为已经越来越没有新意了。

  二,在生态学研究中,向来有整体论和还原论两种研究思路。如果在建模时要求模型能够反映系统中各组分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还原论的做法。如果只是要求模型在给定输入之后能给出符合事实的输出,而把所研究的系统当成“暗箱”处理,那么这是整体论的做法。但既然整体论和还原论只不过是研究思路不同,反映的客观世界是一致的,那么即使是出于整体论思路构建的数学模型,只要合乎事实,经过分析,也一定可以找到能和系统的影响因子相对应的量。比如著名的具时滞的逻辑斯谛方程,最初也仅仅是一种数学推导,但因为符合事实,所以后来陆续在符合这一方程的种群中找到了引发时滞的生物学机制。

  “超球面模型”只从植被的表征入手,显然是整体论思路。这本来并无不可,但是在别人询问白、梁该模型中什么量表示了影响植被变迁的生态因子的时候,他们却无法回答。这种还原论的质疑是每一个整体论模型必然要面对的,如果连最简单的质疑都承受不起,则研究者的水平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其实,仔细看看白、梁对植被变迁的“超球面模型”的描述,就知道他们的这种建模完全是牵强附会。按《探讨》一文的说法,“向量的‘方向’对应植被‘组成’,‘长度’对应‘总量’;向量的‘夹角’对应植被的‘相似’,空间诸点的‘中心’对应众样本的‘平均值’;向量‘加法’对应样本‘合并’,‘减法(距离)’对应植被的‘差别’;‘除法’对应变化‘趋势’,‘乘幂’对应‘预报’。”这根本就是胡乱、武断的指定。比如说,植被的多样性(即“组成”)和不同植被之间的相似度是有关的两个量,但关系非常复杂。而向量的方向和夹角却有着非常简单的关系(任何向量空间都是如此)。所以,用向量方向表示植被组成,用向量夹角表示植被的相似度,这本身就是严重不合理的,是对现实的扭曲式的过分简化。这样构建出来的数学模型,也就只不过是数字游戏罢了。

  四,即便白、梁通过修改定义,消除了“超球面模型”中类似上述的荒谬的先验附会,他们的模型是不是合乎事实,也仍然是需要检验的,这就需要作者本人结合具体数据来分析。上文已述,《探讨》一文压根就没有做这个工作。白、梁也意识到,没有对现实的成功模拟,他们的模型就不可能使人信服,于是他们就在所混迹的生态学论坛上征求可用于分析的数据。然而,当一位研究杂草群落动态的研究生真的提供了数据之后,他们却又对数据横加指责,认为不符合模型的要求,无法模拟,其中一个理由是数据中不能出现零,否则“向量除法”就做不下去。无怪马上就有人讽刺道,数据中出现零是生态学中经常遇到的事情,连含有零的数据都处理不了,这样的模型,学来何用?

  那么什么数据合乎他们的要求呢?有人给了几支股票的数据,白捷马上警告说,我们的模型还处在初始研究阶段,不建议马上应用于股市。虽然如此,他还是认真地分析起数据,最后告诉对方,看,我们的预测一直保持在50%以内。结果提供数据的人很失望,因为他想炒股挣钱,希望预测的误差能不超过3%。这场表演之拙劣,实在让人大开眼界。

  那么白捷为什么会对别人给他股票的数据这么警觉呢?原来白捷几年前在国内股票分析界招摇撞骗的时候,已经尝到了苦头。早在2000年,北京时空港科技有限公司就因轻信白捷的舌粲莲花,和白捷签订了合同,共同研发根据“超球面模型”编制的股市分析软件。此后,时空港科技有限公司发觉了白捷的不学无术,中止了合同,白捷于是在2002年将对方诉上公堂(有意思的是,这场官司在网上被列为“经典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结果虽然是白捷胜诉,但白捷在IT界估计已经臭名昭著,这可能也是他最终又转回到学界,冀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原因。

 

 

  我一向认为,科学、理性的思维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领域,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应该在思想领域能够尽量全面地贯彻科学、理性的思维;另一方面,一个缺乏理性的人,往往在思想领域的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低下的逻辑认知能力。这个经验,对于梁应权、白捷也是适用的。

  比如梁应权就在上述某知名生态学论坛上多次发表传教文章,宣扬神学和科学的调合,神学和中国文化的调合。他转过著名流氓自由主义者、无聊文人、基督教徒余杰的文章,传过说“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96.7%信教”的谣言,贴过对爱因斯坦“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的歪读,活脱脱一个移民美国、皈依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华人神棍形象。

  又比如白捷对于有人批评“蒙古族的落后观念导致内蒙古草原退化”完全不能容忍,用歇斯底里的话语来回应批评者。我认为,把内蒙古草原退化和蒙古族的落后观念联系起来是完全合理的,唯一的问题仅仅是不够“政治正确”。首先,民族文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个统计性质,并不能因为民族中的某些人不符合这一属性,就否认整体的民族文化的存在,否则,一切有关社会文化的分析岂不都没有意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名著《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岂不通篇都是完全的胡说?

  其次,蒙古族文化导致草原退化是生态学和畜牧学研究者共同得出的结论,其合理性不容置疑。如上揭白永飞反驳白捷的文章就指出了蒙古族的“头数畜牧业”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原锡林郭勒盟委书记道尔吉帕拉木(蒙古族)在所著的《集约化草原畜牧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也指出蒙古族牧民有“惜售”的传统,这和白永飞所说的“头数畜牧业”可谓异曲同工。这两位学者都正确地指出,建设人工草场是解决草原退化问题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就我所知,强烈鼓吹“游牧优势论”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蒙古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类是文化相对主义和极端环保主义者(如刘书润、陈继群之类)。白捷,不过是一个理论水平低下的蒙古族文化保守主义者罢了。

 

 

  科学共同体是有自净的能力的。梁应权、白捷可以欺骗国内的生态学研究者一时,却欺骗不了一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人大仙、骗子的本质。我之所以占用自己的工作时间写这篇长文,也是因为看到这两个人已经处于名誉扫地的边缘,很高兴利用这个时机加快一下中国植物生态学共同体的自净过程,帮助那些已经看清二人真面目的人理清一下思路。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中国植物生态学的教育、研究和由此表现出来的某种风气表示遗憾。生态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要求研究者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刻和洞察能力。从事生态学研究的学生,应该从他的研究生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接受严格的思维和方法的训练。但是在当前这种急躁冒进的学术气氛之中,我看到许多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都只是机械地照搬前人的理论、方法,很少能深入地分析其优缺点,灵活准确地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很多轻信白捷、梁应权的人都是未出茅庐的研究生。我认为,从道义上讲,他们的导师应该为此负责,虽然从现实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导师都会对我这种“指控”感到冤枉。

  另外,中国文化讲究的和谐、有面子,对于学术风气的净化颇有负面影响。在国外,即使是有名望的教授、学者,一旦被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他的学术生涯也就基本结束;但在国内,学术不端者却能屡屡逍遥“法”外。像白捷、梁应权之不学无术,两三个月前就已经被人发现,而竟让他们一直继续跳踉到现在,这种无谓的损失,莫非中国植物生态学界可以承受得起?

  当然,我相信,中国学术界的风气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有些事情也许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把美好的愿景留在这里,希望中国植物生态学界以后能够不要再有新的大仙、骗子长期污人耳目,一出现就能被及时地清理出学术共同体的行列。这愿景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和其他许多人,都拭目以待!

 

2008.12.11

 

按:出于种种原因,恕本文对所述事实不提供原始出处。感兴趣者请自行上网以相关关键字搜索。本人愿意承担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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