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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学奴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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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分裂——借此再说葛剑雄  

2008-03-23 22:59:48|  分类: 随感之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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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有这么一本书,你不需要的时候压根不会去看它,甚至闻所未闻,但是如果你想了解某种信息,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文献后,最终一定会看到它,而且一定会在看过之后有所收获;那么,这本书就是有价值的。

  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我认为就是这样一本书。

  2008年的茜臧“打石匝抢烧事件”,使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了中国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也使许多本来就了解这种严重性的人益加忧心忡忡。如何解决这些民族问题,如何把它们的解决和中国的民主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成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

  然而这种政治话题,虽然人人可以谈得,却不是人人可以谈得好的。抛离了实际,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大套逻辑自洽慷慨激昂的话来,可是一旦结合实际,十种方案里面恐怕有九种都要被无情地淘汰。这实际也绝不仅仅是当下国内的实际,还要包括对国际、对历史的打量;甚至,这实际也不再只是人文的实际,还必须把科技的因素考虑在内。事实就是这么让人沮丧:你想谈好统一与分裂的问题吗?先去读几本书再说吧!

  而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对今天的启示,葛剑雄的这本书,是肯定要看的。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的观点,起码他做到了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你想反驳吗?光干嚎是不行的,也请拿出证据和逻辑来吧。

  而我呢,既然要推荐这本书,那自然是基本赞同书中的观点的。在第一章里,我就看到了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文字:“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岂能用它来象征中华民族?”(22页)

  这段话所代表的思想意义,我后面还要提到,但是现在我想先介绍书中另一个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观点。

  该书的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具体过程,接下来一章讨论了判定分合的标准。随后,在用了又一章的篇幅讨论自然环境、人口、文化等因素对统一和分裂的影响之后,全书最精彩、最有价值、也最有争议的一章开始了。作者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中国古代史上的统一并不总是好的,分裂也并不总是坏的;这些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例子,经作者的精心安排,就成了一波又一波外柔内刚的浪花,静默而有力地敲击着那些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先验地认为中国的统一一定比分裂好的读者的内心。经过这层层论述,最后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243页)

  几乎是紧接这段话,作者又说:“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来的世界。”(243页)全书就以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

  对于这句话,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现在我们在创造的,毕竟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憧憬的“第三样时代”,而不是中国古代史上那两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第三样时代如果彻底到来的话,中国古代史上的那些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是根本用不到也不可能用到的。可是现在,这第三样时代还没有来到,旧思想还有未破之处,所以我们对这些经验的最后一次利用还不能结束。

  无怪,虽然有人瞧不起这本书,觉得它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提供的经验远不如西方的那些政治学名著多,但是一本书自有一本书的作用。就总结中国古代史上统一和分裂所能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来说,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已经尽了力。它就摆在那里,如果你要看它,就一定能看得到。

 

 

  现在可以谈谈书中前一个我深表赞同的观点了。

  了解葛剑雄的人都知道,2003-2004年的时候,他参与了一场著名的大讨论,就是该不该搞对黄帝的“国家级”公祭。葛剑雄当然是坚决反对的,先后在《南风窗》[1]和《南方周末》[2]上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质疑黄帝根本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祭黄帝其实就是祭神,而“国家级”的祭神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规定。更重要的是,黄帝不过是汉族(华夏族)的祖先,并不是其他族群的祖先,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级”公祭黄帝又违反了宪法序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的规定。一句话:凡是有政府背景的公祭活动,都是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在一些非汉族族群中本来就形成得非常艰难的国家认同感。

  把这些观点拿到今天,拿到刚刚发生了彊犭虫制造的未遂劫机案和臧犭虫制造的“打石匝抢烧事件”的2008年的中国,能说它没有价值吗?制止分离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强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感,我想这应该是共识了吧。葛剑雄在1989年的时候就在《光明日报》上反对国家领导人用“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代称,那一年,我还在上小学,很多今天靠写时评“揾食”的家伙也不过才上中学罢了。将近二十年过去,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了大半辈子的葛先生仍然在坚持和反复申明这个并不难懂的观点,就冲这一点,还不值得我们引为“自己人”吗?

  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一直是中国民间各种不请自来的“自由主义者”感兴趣的。据王怡的不完全总结,各种描述词至少有六七种之多[3]——这之中还漏掉了储建国“后威权主义”一说[4],而就我的认识,我反倒觉得“后威权主义”的描述更准确一些。后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它的专制性已经受限,而民主性有所进步,这在厦门PX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你不觉得后威权主义的中国可以和平地向民主主义过渡,那请你拿出理由来;如果拿不出理由,就把后威权的统治势力简单粗暴地斥责为“魔鬼”,把在体制内做事以推进改革的人说成是“替魔鬼化妆”“犬儒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滥用,说不客气点,是没有受好高等教育的表现,而且绝不像某些人所想的,只有理科出身的人才会这么做。比如有个叫余世存的人——据说是个诗人——前头因为茅于轼独自搞农村小额贷款深得其意就大肆赞美,后来看茅于轼和政府合作了就大骂其为“昏得不知人间何世”,帮助农民是“做局”,被人揭穿不学无术的真相还百般狡辩[5],小丑跳踉,于斯为甚。

  葛剑雄无疑是“体制内”的人,那又如何呢?人各有气质,各有才华,让曹操捉刀,让崔琰冒充魏王,都属于乱用人才;让葛剑雄像某些没有受好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游离于体制之外并病态地以此为荣,显然也是乱用人才,这从葛剑雄就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以后为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山东济宁“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件事情上,头脑简单的人以为葛剑雄必须把项目推掉才算是不“替魔鬼化妆”,不“犬儒主义”,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不想想,如果复旦不接这个项目,济宁也一定会再找另一家机构,与其让这笔钱花在别人的手里,为什么不花在自己手里,用以弘扬自己的观点,多少把坏事变成一件好事呢?只要上网查查复旦大学的设计方案就可以知道,整个方案再次贯彻了葛剑雄淡化民族主义、强调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感的思想,如果“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地方的固执己见之下非建不可的话,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更何况,“中华文化标志城”在“两会”上引来一片反对之声,这简直是必然的,而且正是后威权主义的有限民主的体现;一边为了描述中国现状而纸上谈兵地弄出一大堆冗余的名词,一边又全然不用他们自己发明的理论,一碰到实际的事情就抓瞎,天下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葛剑雄在接受《现代快报》的采访时还说道:“说真的,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不需要通过建文化标志城这种方法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但是中国有大量的人需要。我们国家并不是如知识分子,或者说有智慧的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不需要那种文化普及方式,但是有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需要你看不上的那种文化普及。事情并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样简单。有时候你必须做出妥协。”[6]这种经验之谈,实在也只有做过文化向大众的传播工作的人才能说出来;比如我虽然才写了不到一年的科普,连上在“自然之友”的志愿工作,也不超过三年,但是我对于科学传播的经验,和葛剑雄几乎不谋而合。反观我们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写的不过是些诘屈聱牙的文字,最终也就只是圈子里的人自娱自乐、彼此吹捧罢了,这种做事的意愿和能力,以及王婆卖瓜的力度,真是不值一哂。

  《菜根谭》有云:“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该书作者是非常欣赏这种谥法的,今天某些人也莫不如此。我看过一些曾经在洪浐灙内身居高位、晚年反思忏悔的“思想家”的书,觉得写得也不高明,他们用一辈子知道的东西,其实只要苦读三四年国外的人文著作就可以知道(虽然没有亲身体会),但就是因为“晚景从良”,结果无不获得莫大的声誉。而茅于轼、葛剑雄等人,只要一和政府合作,就要被看成是“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了,各种恶毒的评语于是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几乎可以把人埋没、窒息而死。我总觉得,在今天还信奉这种哲学的人,其实也是属于旧时代的;只有这流人的声音能够压制到一定的阈值以内,我心目中的“第三样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2008.03.23

 

参考文献:

1.      葛剑雄《“国家级”公祭黄帝质疑》,《南风窗》2003年第15期;

2.      葛剑雄《“国家级“公祭黄帝于法无据》,《南方周末》2004年4月8日;

3.      王怡《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1.0版)》;

4.      储建国《论后威权主义——含义、条件与目标》;

5.      闲言《余世存原来一“愤青”》;

6.      葛剑雄回应公众质疑:工作中包含自身批评精神》,《现代快报》200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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