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晚年所著的《惊人的假说》第一章里面说：“有一个老笑话说，哲学家……大体上可分成两类：自己养狗的确信狗有灵魂；自己没有狗的则否认灵魂的存在。”这个笑话其实点明了一个真理：人的思想是和他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的。
我友芥末老辛曾经语重心长地建议我在讨论社会问题时不要忽略财富这个因素。把她的意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穷人和富人的思想差异，根源就在于财产多寡不同；而且尽管双方常常不能理解对方的主张，但是能理解穷人的富人还是要比能理解富人的穷人多得多，因为像“富二代”那样的一生来就富贵缠身的人并不多，很多富人都经历了由贫入富的过程，而一辈子不知富裕为何的穷人却大有人在。由此可以得出推论：穷人比富人更容易在两种思想的碰撞中胡搅蛮缠，所以对于财富的意见，穷人的主张往往不如富人的主张有价值。这个推论对于我本人的意义就是：万勿因为你现在贫穷，就有意无意地胡搅蛮缠，结果在情绪的影响下把富人的那些有价值的主张拒之门外。
我同意这个意见，但是想补充说明一点：如果时时秉持科学精神，一个人的思想完全可以脱离生活经历（尤其是出身）的干扰。我下面就准备举一个例子：现代社会的福利政策应该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更倾向于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参加财富竞赛时都应该从相同的起跑线开始，政府不应该干涉（所谓“机会平等”）。这样一来，贫富分化的结果就只能是个人能力和机遇不同的结果，所有人都应该“认命”，穷人谴责富人是没有道理的。显而易见，富人多半倾向于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个伪命题，只在理论上成立，在现实中毫无指导价值。事实是因为种种原因，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在参加财富竞赛时不应该从相同的起跑线开始，政府必须干涉，给占劣势者应得的补偿（所谓“结果平等”）。这样一来，富人就必须为他们过多地利用社会资本埋单，否则穷人谴责富人是天经地义的。显而易见，穷人多半倾向于社会主义。
当然，现在只要是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持极端的自由主义观点，因为这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主张，而且因为任何社会都有不公平，那种理想的公平竞争的局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自由主义观点的要害在于，它不符合科学精神。我以前就说过，“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都是臆想，根本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事实。从自然界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出发，只能得出以下的结论：人人生而自私（‘自私的基因’论），生物的根本特性是弱肉强食（进化论）。在人类文明出现以前，任何利他行为都源于利己（类似于合理利己主义）；只有在人类文明出现以后，才出现了真正无私的利他行为，而使人类异于禽兽。所以自由主义的最荒谬之处在于，它在客观上使人重新归于禽兽，在主观上却打着“人人生而平等”的高尚幌子，可谓虚伪、矫情之至。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观点就比较符合事实。正是在承认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所以我支持社会主义观点，这并非因为我现在是穷人，而是因为我认同科学精神。就算将来我成了富人，只要我还认同科学精神，我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就永不改变。
（这句话听上去是不是特肉麻？呵呵。这是因为我上面所谓的“社会主义”是西方学界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和我党定义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我党主张的“社会主义”，西方学界是称为“共产主义”或“权威主义”或别的什么的。）
上述分析只是让人明白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哪个更接近真理。在这个从左（社会主义）到右（自由主义）的光谱之上，具体应该占据什么位置，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分析了。从历史事实来看，很多国家都是不断左转的，也即社会福利越来越高，政府对财富分配的干涉越来越大。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认为这种左转的趋势并不仅仅是观念、信仰的改变，根源在于科技的发展增大了人们对福利的需求。
就拿医疗福利来说吧。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现代医学远未成形，那时的西方医术并不高明，很多时候和中医、印医、非医、美医无异，医学对人寿的延长、重病的救治帮助不多，所以大部分西方人都很看得开，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都是天命所为，并不会去怪罪政府。那时候的药也不贵，很多都直接取自天然，根本没有研发费用可言（当然各种神神道道的“祖传秘方”之类除外）。总之当时在西方，医疗福利在所有福利中根本不占大头，占大头的还是温饱的福利和不动产的福利。这个时候，西方政府对福利制度的取舍是有相当大的主观性的，真可谓是想给你福利就给，不想给你福利就不给，所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旗鼓相当，当时在欧洲各国搞的各种无产阶段运动，最终往往归于失败，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重大医学发现一个接着一个。致病微生物发现了，各种合成药物研制出来了，人体的生理功能越研究越详细，药效检验也逐步树立了“黄金四原则”（随机、对照、盲法、多中心），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医学更是追随生物学进入了分子时代。现代医学这才发展成为一门无可争辩的科学。于是，人寿为之延长，很多重病不再是绝症，人们对生病的观念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不再相信是天命使然，对健康长寿的渴求因而空前高涨。
可是，用现代医学方法治病，花费要比从前多得多，这是复杂的治疗方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且用现代医学方法治病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我称之为“摩尔困局”。这个提法的来源是IT行业所谓的“摩尔定律”，它的一个推论是：在任何时候，用同样价钱买到的电子产品总是在市场上全部同类产品中占据相同的档次。比如不管是二十年前、十年前还是现在，花6000元买的电脑总是处于中等档次；等高档电脑降低到这个水平时，更高档的电脑又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定律对医疗也大致成立：在理想情况下，在任何时候用同样价钱买到的医疗服务总是在全部医疗服务中占据相同的地位。举个假想的例子：假如今天每月花2万元可以让某种癌症的患者延寿5年，每月花4万元则可以延寿10年；那么等到延寿10年的治疗方案降价到每月2万元时，每月花4万元又可以延寿15年了。所以对于这种癌症的治疗来说，2万元/月的治疗方案始终只能算“中等档次”。
电子产品是身外之物，没钱买高档的，买个中档的凑合凑合也就完了。生命和健康却是幸福之根本，对每个人来说，他自己的生命绝对是无价的。所以虽然只能买得起中档电脑的穷人多半不去嫉妒富人的高档电脑，但是只能付得起中档医疗费用的穷人却往往会嫉妒富人的高档医疗方案。这样一来，医疗福利一跃而成为所有福利中的大头，也就不足为奇了。政府从此开始感受到了福利的压力，对福利制度的取舍再不可能像从前那么主观了，不能提供民众足够医疗福利的政权是很容易失去合法性的。我认为人们对医疗福利的重视不断上升，是很多国家不断左转的根本原因之一。
想明白了这些，对于我们在福利的左右光谱上应该占据什么位置，自然也就不难给出答案了。考虑到中国人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并不亚于西方人，中国理想的医疗福利费用绝对应该比现在多得多。然而即使除掉了贪污的代价，我觉得现有的税收也还是不够的，所以理应对富人征收更多的所得税。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又站在了穷人的一边。可是还是我上面的那两句话：这并非因为我现在是穷人，而是因为我认同科学精神。就算将来我成了富人，只要我还认同科学精神，我对中国要向富人多征税、以提高以医疗福利为主的福利费用的支持就永不改变。
●从法国回来后第一次去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书，购得以下三本：
这是城里的壳牌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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