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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学奴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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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ii de Triduo Omni (69)  

2009-09-03 11:05:51|  分类: 人文·书评·音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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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利用近期某些网络小混混在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感召下对我的新浪网志的访问量贡献,我决定加入新浪的“广告共享计划”。我已经提交了申请资料,顺利的话会在一个星期内开通。届时,我的网志首页和每一篇文章的页面中都会出现新浪提供的广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广告客户以汽车、通信之类的大厂商为主,还没有中医或保健骗子),我可以从中拿到一半的分成。访问量越高,我拿到的钱也越多。

  目前新浪博客并没有向所有用户全面推广这个广告共享计划,获邀的仅仅是那些网志一周访问量超过700、且连续四周如此的博客。鄙人不才,也忝列其中。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利用网友的访问量牟取私利,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更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不过事实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也要一定的物质利益保证生活。不管我是写科普文章挣钱,还是出科普书挣钱,还是用网志访问量挣钱,都是亮亮堂堂、光明正大进行的,如果一般人这么做没人表示异议,凭什么知识分子就要主动戴上“不爱财”的义务论道德枷锁?

  另外,我最后一次申明一下我删评论的原则:(1)在没有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不要对第三人进行贬低式评论;(2)不要发和我的网志具体内容没有关系的评论,即便这些评论没有违反第一条原则;(3)不要重复张贴,这不仅仅是说不要反复张贴文字相同的内容,而且是说,如果我认定你是网络小混混,那么你的一切纯粹人身攻击的评论都将被我视为内容相同,因此适用于本原则。

  网络小混混一向以引起我的注意为荣,好比鲁迅举的例子:一个村里的无赖到处张扬:“财主和我说话了!”人家问他说的什么,答曰:“滚开!”我现在申明了这些删评论原则,就是准备连让网络小混混和我说话的机会都一并剥夺。说实话,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我本来几乎从不删评论,原因就在于我觉得应该给每一个远道而来的访客一点起码的尊严,做为对他们访问的谢意。可惜,事实无情地表明,有些疯狗犯贱到了极致,那绝对是一点尊严都不能给的。我是开放也行得,专制也行得。现在就是要专制疯狗了,怎么着吧?

  如果有不是网络小混混的网友因此不愿意再来看我的新浪网志,那么我向您推荐我的网易网志镜像。那儿比较安静,缺点是我大概一周才更新一次,即时性、互动性都不如新浪网志。如果您连我的网易网志都不想去,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罢!”

●今天开始披阅期刊、爬梳数据的艰苦工作。这是所有治史的学人必须做的功课,也是研究成果能站得住脚的保障。今天披阅完的是《植物分类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出版于1951年3月。当时的植物研究所还叫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是钱崇澍,副所长是吴征镒。根据正文前的介绍,这份期刊是继续了之前的四种已经停止发行的刊物:《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丛刊》,《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汇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论文丛刊》。

  第一期上共有11篇文章,其中植物分类研究所的汪发缵和唐进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就有4篇,特别是《东亚兰科植物之研究二》,一共80页,占了整本杂志总篇幅(134页)的一半还多。植物分类研究所的胡先骕和南京大学森林系的郑万钧也合发了2篇。这要放在今天,肯定要被人怀疑有学术不端行为了,但是在当时就很好理解:一是因为做植物分类学的人太少;二是因为之前的四种专业刊物停刊之后,长期没有新的专业刊物出现,所以植物分类学者手中都积了不少稿件,现在《植物分类学报》创刊,那当然是如集束炸弹般发之而后快了。

  以后在披阅期刊中看到什么有趣的八卦,我会继续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呵呵。

●(本则笔记的副标题是“方舟子《爱因斯坦信上帝吗?》读后”。)
  和之前方舟子的几本科普著作一样,《爱因斯坦信上帝吗?——方舟子解读科学史著名谜团》(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也是他先前在报刊上所发表的科普文章的文集。这些文章我虽然在新语丝网站上全都看过,但是在读完由它们汇集而成的这本书之后,我仍然有了许多新的感想。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都属于科学史范畴,这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科学史既然是一种专门史,那它就免不了要遇到一切历史研究都会遇到的一个麻烦问题:怎么保证对历史的解释为真?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保证对历史的解释为真有很多必要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把具体的人物和史实放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来审视,万万不能把历史事物和其背景割裂开来。当然,在这篇文章中我不能详细解释我得出这个答案的完整思考过程,不过我想方舟子的读者里面应该会有不少人同意我的看法的。
  很多时候,我们了解到的科学史恰恰是一种割裂了时代背景的陈述。比如说:“布鲁诺因为不同意天主教的宇宙观而被视为异端,于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这句话就省略了太多的时代背景:布鲁诺具体是怎么不同意天主教的宇宙观的?为什么不同意天主教的宇宙观就要被视为异端、处以极刑?正是因为一般人从这句话中得不到足够的时代背景信息,所以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伪造时代背景、试图推翻这个史实的时候,一般人就很容易受骗上当。这本书中的《布鲁诺是不是科学烈士?》一文则为读者提供了真实的时代背景,让我们知道,布鲁诺虽然被指控了八项罪状,但是只有“宣称存在多个世界及其永恒性”是最终导致他被处死的关键罪状;这个罪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日心说,但是“多个世界”的表述已经包含了日心说观点。至于这个罪状为什么如此严重,文中没有明说,我可以补充在这里:那是因为地心说属于当时的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推翻地心说就等于推翻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当然会让宗教上层惊恐万分。知道了这些时代背景,我们自然就对布鲁诺的就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脑子中浮现的也就不再仅仅是布鲁诺慷慨赴死的场面,而是当时在天主教压迫之下的整个死气沉沉的欧洲社会了。
  同样,如果不了解一个科学家的生平,我们就很容易受各种虚假宣传的蛊惑,要么举之上天,要么按之入地。只有在了解了科学家的生平之后,我们才能对这个科学家的成就有更公允的评价,既不过贬,也不溢美。比如对于“牛顿发明微积分”“巴斯德研制出狂犬病疫苗”这样干巴巴的叙述来说,牛顿和巴斯德本人的生平也是理解这两个成就必要的时代背景。只有了解了他们的生平,我们才能深刻地意识到,虽然牛顿和巴斯德的人格绝无十全十美,但这和他们对科学的贡献是两回事。因为他们有人格问题,就否认牛顿对数学的贡献,或怀疑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是造假,或者因为他们有伟大的贡献,就百般回护、使劲隐恶,都不是理性的态度。至于因为怀疑一个科学家对某理论的贡献、就进而怀疑这整个理论是否为真(有些宗教徒就是这么对待达尔文和进化论的)的做法,就离理性更远了。
  其实何止是科学史,一切历史都是这样的。比如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出于种种目的,极力抬高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的地位,为这些作家在生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冤叫屈。一些不了解时代背景的人,看了这些人的翻案文章,也便稀里糊涂地跟着吹捧这些人。可惜,还有一些冷静客观的研究者不辞辛苦地披阅报刊、爬梳资料,用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人在生前的确有种种劣行,因此受到那样的待遇并非不公。我知道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解志熙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冷静客观的研究者,他曾经花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将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文艺报刊一一阅过,成功地在脑子中建立了一个立体、生动的时代背景,所以当他的还原周作人、张爱玲、沈作文真相的文章发表之后,那些吹捧之人只能是暴跳如雷而无可奈何。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实证是治任何历史都需要的宝贵精神。
  这种重视时代背景的科学史研究方法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科学只不过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发展主要是受时代推动的。现在比较流行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就持这种观点。我和方舟子一样,不能同意SSK的基本立论。我承认科学家的思维具有时代局限性,某些假说的提出也有可能真的受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比如肯尼亚籍英裔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Leakey)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就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对于人类进化的主要原因,达尔文认为是石头武器的精心制造,这反映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生活就是斗争”的乐观主义;英国的肯尼思·欧克利(KennethOakley)认为是石器(而非武器)的制造,这反映了上世纪40年代的技术崇拜;澳大利亚的雷蒙德·达特(RaymondDart)认为是对同伴的凶杀,这反映了二战留下的阴影;上世纪60年代一些人认为是狩猎活动,这反映了环境主义思潮的流行;到了70年代,又有一些人(多半是女性)认为是妇女的采集活动,这又反映了女权主义的兴起。但是,在假说提出之后,如何判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或可能都为真)却完全可以脱离时代的干扰。当然,SSK的支持者会说,作出这种判断的哲学依据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话倒也没错;但是科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一旦人们掌握了最起码的科学精神,科学认知以至科学精神本身就可以脱离社会和时代,通过内在的动力催化自身的发展。我承认科学精神和其他一切思想一样,在最开始诞生时要求先得有一个生产力达到足够水平的社会,但是我不承认科学精神在成形之后,还要靠外在的任何推动才能进步。我认为科学这种演化的内在性正是人类意识客观性的体现。一个彻底的唯物论、无神论者应该是不可能信奉SSK的。
  上面这些枯燥的论述似乎写得有点多了,赶紧打住,回到这本书上来。方舟子既然不同意SSK的论调,那么他在这本书中就必然要弘扬科学发展是一个“内在过程”的实证观点。全书有一半多的文章都是在揭露科学史上的种种骗局、丑闻,一般人也许会觉得这说明科学并不那么可靠,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骗局、丑闻最终都是由科学界自己察觉、揭露、纠正的,这说明科学界有自净能力,而这正是科学发展内在性的体现。方舟子用他简洁明快、生动活泼的文笔向广大读者(其中应该包括不少青少年)传播了这种科学发展内在论的朴素形式,我觉得其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向民众普及了科学精神,而在于有可能影响到一些未来的社会科学学者。将来他们走上学术岗位,恐怕不但不会轻易相信SSK的那些论调,而且可以组织起更强大(至少也是针锋相对)的理论与SSK对抗。学术界的这个场面正是我所期望的,因为我认为社会科学代表了一国软实力的核心。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不能在社会科学界为科技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舆论氛围,总有一天她的崛起会令人遗憾地提前终止。
  我最后想说的是,方舟子的科普书往往题材广泛,涵蕴万千,值得反复阅读。比如他之前的一本《进化新篇章》,我先后看过两遍。看第一遍时只觉满目惊奇,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有了一定的进化论基础,后来再看第二遍时注意力就放到了书中的许多论述细节上。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进化心理学著作,回头再看我当年读那本书时记的笔记,才发现原来书中也涉及到了心理学史,但因为之前知识的欠缺,那一段文字在先前的两遍阅读时都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注意。我想《爱因斯坦信上帝吗?》也是这样的一本书,现在我初读之后能有这样的感想,几年之后等我有了足够的科学史修养,再读的时候一定又会有新的体会。
  当然,我并不是说方舟子的科普书是圣经,要“书万本诵万遍”。当我们对书中所写内容的了解和方舟子一样充分之后,它们的使命也就完成,可以不必再看了。但是我们不妨把这些书推荐给别人,推荐给后代。更重要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笔耕不息的方舟子一定又会有新作问世。

20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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